支付宝：全球扩张步履不停

支付宝（Alipay）在全球扩张方面动作频频，先是4月17日将收购美国金融巨头速汇金（Money Gram）的报价提高到了12亿美元而引起大热，后又宣布与被称为“东南亚亚马逊”的电商Lazada旗下的支付平台HelloPay合并，并将HelloPay更名为Alipay。

支付宝在全球的扩张策略十分明确，即依托自身的用户优势为中国游客海外消费铺路搭桥，抢占海外支付市场。由于支付宝的海外用户在完成实名认证时，必须绑定其本人在中国内地银行账户，因此海外用户是无法直接使用支付宝的。支付宝的海外拓展主要依赖国内用户在海外的支付消费。

 东南亚：支付宝海外扩张的主要阵地

东南亚是支付宝在亚洲市场扩张的主要阵地，蚂蚁金服扩张策略重点在于通过收购与注资，将支付宝渗透至整个东南亚市场。在与支付宝合作的一年多里，Paytm的用户数量由2000多万激增至1.35 亿。 2016年，阿里斥资10亿美元收购Lazada，并与Lazada旗下的支付平台HelloPay合并，联合东南亚市场本地支付产品和电商平台狙击竞争对手亚马逊。蚂蚁金服此举除了增加了电子支付的海外用户数量，也促进了其电子购物平台的发展，可谓一举两得。

欧洲：与零售商户合作 看中中国游客海外消费市场

中国旅游研究院联合国内两大旅游平台在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赴欧旅游规模总计513万人次，实现了6.3%的增长。报告预计，2017年，中国赴欧旅游规模有望达到550万人次。

与支付宝在亚洲的收购、并购策略不同的是，支付宝在欧洲国家多采取与当地商户合作的方式，更看重中国游客出境热带来的海外移动支付市场。支付宝在欧洲已经深入到英国、德国、法国、荷兰、芬兰、奥地利和捷克 7个国家，提供多场景支付服务，并涵盖百货商店、机场、餐饮等线下支付业务。支付宝在欧洲市场的生态主要是围绕跨境支付、退税、海外扫码付等多项服务形成。这一方面是因为还没有合适的收购机会；另一方面，欧洲金融体系发达，信用卡支付普及，移动支付市场也正在快速发展，本土市场的竞争也很激烈。支付宝只能退一步以与海外商户合作的方式来进入欧洲市场，达成互利。

大洋洲：建立子公司  与银行, 机场合作

早在2014年，为了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支付宝就在澳大利亚悉尼设立了子公司Alipay Australia； 2016年与澳大利亚联邦银行签署合作备忘录，支付宝正式从线下进入澳洲市场。中国游客和中国留学生在澳境内可使用支付宝消费，同时也能让澳洲消费者使用支付宝在阿里巴巴旗下网站购物。与在其他地区的扩张策略类似，蚂蚁金服在澳洲的扩张主要还是依托中国用户。澳大利亚联邦银行高管凯莉·罗斯玛琳曾表示：中国游客每年在澳大利亚的花费超过25亿澳元。

北美：收购速汇金 准备全面进军

2016年 11月起，中国游客在美国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的部分奥特莱斯可直接用支付宝购物消费。2017年4月17日，蚂蚁金服以83亿美金顺利收购美国金融巨头速汇金（MoneyGram）。速汇金主攻国际汇款，支付宝不仅可借此进入发达的美国市场，也可凭速汇金的网络与自己在发展中市场，如泰国、印度等的业务联系起来，完善自己的全球布局。速汇金在全球的35万个网点和240万个银行及移动账户网络将会为支付宝的进一步全球扩张提供强大的助力。

全球化：支付宝的必然之路

支付宝平台目前虽然已有4.5亿的实名用户，却正面临国内市场的严峻竞争形势。支付宝在国内的用户数量增量几乎接近饱和；作为后起之秀的微信支付，在2016年的前三个季度，已经两次反超了支付宝的市场增速； 2016年微信的线下支付已经超过支付宝。在面临国内饱和、竞争对手紧追的市场环境，出征海外，也是支付宝的必然之选。

在携程发布的《2016年中国出境旅游者大数据》中，中国游客的旅游花费已高达1098亿美元（约7600亿元人民币）。在围绕中国人的跨境旅行消费方面，支付宝已经形成了一套，从机票酒店预订、国际汇款、交通出行，再到购物退税的全流程跨境移动支付体系。出境游支付手续的简化，使中国游客更偏爱使用支付宝进行交易。

日前，在联合国的Better Than Cash Alliance联盟发布的一份有关移动支付的报告中称预计2017年全球支付市场的总收益将达到7800亿美元，支付宝也想凭中国游客的海外消费能力在国际移动支付的市场上分一杯羹。

面对国内市场的现实和国际移动支付市场的巨大潜力，支付宝依托中国游客的海外消费在全球进行布局。作为阿里巴巴生态的一环，线上线下支付业务的打通，将会为支付宝的发展带来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强有力的竞争力。

小米七年之痒：低价模式还可持续多久？

成立于2010年的小米至今已走过整七年。小米初期依靠特有的互联网模式迅速崛起，“快、狠、准”的互联网思维、线上售卖、饥饿营销等独特模式使得小米手机一时间迅速崛起。面对手机销售下滑且被对手赶超的形势，雷军近期又陆续提出了打造生态链、国际化、黑科技、新零售、人工智能与互联网金融等新策略。

七年来，大环境巨变，小米旧有模式优势不再，新策略能否帮助小米转危为安还有待考验。

大环境冲击下难以为继的旧小米模式

小米自2015年已经出现出货量和销售额增长乏力的现象，2016年出货量大降，官方拒绝公布具体销售额。

小米的困局既有市场环境因素也有自身因素

大环境方面，全球与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出现了整体增速放缓的趋势，市场有逐渐饱和的迹象。除了小米以外，苹果、三星、索尼等品牌2016年出货量也出现下滑。

随着中国三四五线城市及农村消费市场崛起，随之而来的是线下消费的增强。手机销售也出现线上渠道增长放缓，而线下涨势增强的趋势。小米在销售渠道上主攻线上而未过多布局线下，销售表现自然受到了严重打击。

大环境改变并不是小米表现下滑的主要原因。小米的市场份额从2015年的15.1%下跌到2016年的8.9%，显示出小米的原有模式没有适应环境的变化：

1）缺乏核心技术，产能不足：根据欧盟委员会2016年12月底发布的“2016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的数据显示，华为以58亿欧元（608亿元）的研发投入位居中国第一、世界第八，并且超过了苹果；而小米并未进入榜单的前100名。据公布数据显示：2015年企业专利申请排名中，华为以3898件连续第二年位居榜首，中兴通讯以2155件排名第三，而小米未进入前十名榜单。

专利不足会导致公司在进军海外时，受到竞争对手严重的专利狙击，从而付出巨额赔偿，并未生产的每部手机支付高昂的专利费用。小米成立时间短，专利储备少，进军美国曾多次受到专利侵权诉讼，2014年小米在印度也被爱立信起诉专利侵权，之后销量和份额受挫严重。

小米多次因产能不足出现严重缺货问题，2015年小米note顶配版，为等待高通骁龙820处理器的量产，发布后延迟近半年才发货，导致未上市就先降价，错失良机。小米MIX使用陶瓷机身造成一个月产量据说只有一万多台，遭遇了更大的产能限制。

频繁的缺货让小米无法及时将市场需求转化为销售，销量和营业额均大幅下降。雷军坦言：“我们去年（2016年）遭遇了四个月的缺货，手机供应链非常复杂，过去几年我们在这方面积累还是远远不够。”

2）产品未能及时升级：“高配低价”的高性价比模式使小米给人以中低端品牌印象。因线上销售节约了渠道成本，小米手机一直以高性价比为卖点（见下图）。以小米2为例，在硬件配置相似情况下，小米手机的售价较其他品牌更低。

OPPO、vivo等竞争对手崛起后，小米线下渠道的劣势开始显现，而产品上优势不再明显，高端机型未出现突出的产品，冲击高端市场均难获成功。高配低价的低利润模式在销量受挫时，无法通过升级来增加利润。单机利润低也直接使小米在营销和供应链上无法投入充足资金与对手竞争，陷于被动局面。

小米用户的购买力逐步成长，而品牌在调性上却未能跟上，这对用户黏性造成了影响。米粉节单日销量连续两年下滑（见下表），从侧面反映了粉丝忠诚度正在降低。TalkingData2016年数据显示：小米用户在换机时的留存率低于其主要竞争对手华为、OPPO和vivo。

3）渠道下沉力度不够：中国四五线城市和农村的消费能力正在快速崛起，Kantar Worldpanel ComTech消费者研究总监梁亚光称，五线城市在OPPO总销量中的占比，2015年数字还是1.8%，2016已经高达12.6%http://tech.huanqiu.com/news/2016-08/9336521.html。拥有24万线下门店的OPPO和vivo的渠道优势在这两年间被充分体现。而小米一直以电商为主要渠道，线下渠道实力弱。截至目前仅有不到100家实体店且多分布在大城市，无法触及更广阔的四五线实体消费市场。在赛诺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中国手机市场线下销量排名，OPPO、华为和vivo分列前三，小米位于第九位，销量不及OPPO的四分之一。

新策略下的小米模式是否可以持续？

小米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现在在寻求触底反弹的机会。2017年，小米将聚焦5大核心战略：黑科技、新零售、国际化、人工智能和互联网金融。除此之外，雷军还亲自挂帅小米的供应链、小米生态链的布局也引起了关注。新动作会给小米带来转机，但也同时危机四伏。

雷军说小米要升级商业模式，把纯线上模式升级为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小米计划于2017年建立200家小米之家，在3年内达到1000家。但是小米的低盈利模式决定其不能将过多成本耗费在渠道上，因此他们只能寄希望打造像苹果一样高平效的线下店。虽然线下店会有助于提升品牌形象以及生态链中其他产品的销售，但1000家的数量目标决定了小米之家还无法覆盖数量庞大的三到五线城市与农村，只能继续耕耘一二线城市，很难完成渠道下沉的使命。

据IDC报告显示，小米在2016年第四季度跻身印度三大手机制造商之列。小米手机同时也正成为印度市场最受欢迎的智能手机。Strategy Analytics的调查报告显示，有26%的印度消费者表示小米手机将是其今年的换机首选。小米还在印度建立了两座工厂，并计划筹建第三座，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小米的产能不足问题。尽管有不错的口碑和业绩，印度手机市场的竞争却非常激烈。截止2016年，除小米外，华为、OPPO、vivo、联想、金立、一加等十多个中国品牌已相继杀入印度。小米需尽早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海外市场重蹈国内覆辙。

小米目前的生态链中已经有100多款产品，20余家公司。更多产品可以为小米带来更多利润，2016年预计可达150亿元 。但生态链的打造削弱了小米投在手机上的精力。手机销量下挫，也给生态链造成很大压力。没有手机作为入口，小米的其他硬件之间是无法形成生态闭环的，保住基本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技术方面小米也加大了投入。小米近期发布了自主研发的松果处理器。虽在性能上与高通、华为等厂商还有差距，但对小米的低端机型和生态链上其他硬件来说，都可以降低不少成本。另外，积极地专利申请，也有利于进一步走向海外市场，之前小米在印度市场和美国市场都遭遇了专利纠纷问题。但技术研发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对小米来说会同时增大风险和成本。

小米本来是走互联网模式的公司，优势也体现在互联网渠道。现在面临传统模式品牌的竞争，遇到挫折，小米在未来决策上有在两者间举棋不定的倾向。被传统模式带跑会给小米带来沉重负担。随着互联网普及，线上渠道也不是没有希望完成渠道下沉。小米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坚持走互联网模式发挥优势，同时加大专利创新，解决产能问题，维护好手机的基本盘。

上海、新加坡、香港，哪个城市吸引力更强？

上海、新加坡、香港是亚洲三个重要的港口城市，在城市核心竞争力，经济发展特点，东西方文化交融等方面具有诸多类似性与竞争点。上海发展起步较晚，但潜力最大，上升最快；新加坡仍维持着较大的吸引力且存在继续上升空间；而香港的城市吸引力正在衰减。

新加坡经济总量最大，上海增速最快，香港增长乏力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商贸流通、金融、信息、制造是上海最重要的产业。近年来上海还大力推动新兴产业发展。2016年，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医疗器械等领域都实现了超两位数的发展，成为上海经济新的增长点。上海还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以金融等高层次服务业与新兴工业为主导，是长三角城市群的“心脏”城市；而南京的石化、电子业，杭州的轻纺、旅游业，宁波的石化，舟山的海水捕捞和养殖都具有相当规模，长三角城市间通过产业优势互补、相互投资、设立共建工业园区、产业链地区间转移等形式协作，2016年长三角核心区16城GDP总值达12.3万亿，增速7.8%，区域经济占全国总比重达16.5%。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于1963年提出了“绿化新加坡，建设花园城市”的构想，至今新加坡建有公园340余个，绿化面积达国土面积45%，绿化覆盖率达80%以上，人居环境和旅游环境大大改善，旅游业迎来高速发展。1999年新加坡制定了“文艺复兴城市”计划，致力于将新加坡打造为“具备艺术特长的全球城市”，让艺术和文化产业成为新加坡新的城市名片。目前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中唯一的发达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为国际贸易, 加工业与旅游业等。但作为高度外向型经济体，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给新加坡经济带来较多波动因素，近两年GDP增长一直维持在2.0%上下。

香港一直将自己定位为“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及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业与旅游业并列为香港四大支柱行业。近来外贸和金融业受内地和美国两个主要合作伙伴经济增速放缓, “占中”等问题影响，服务输出下降。旅游业对内地游客依赖较高，受政治因素影响在持续调整中，2016年香港GDP增速1.9%，出现连续三年的下降。

三地政策均重视吸引外资，香港投资额最高但存在不稳定因素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交通、科技、工业、金融、会展和航运中心，也是大陆首个自贸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在地，因此在政策方面有不少特殊之处，如区内税收优惠, 对外商投资服务业放开, 对于进入自贸区的境外商品货物实行简便的通关手续, 人民币自由兑换, 区内金融机构将实现存贷款利率市场化, 人民币跨境结算放开等等。2016年上海市合同利用外资达509.8亿美元，实到外资185.1亿美元，实现了快速增长。

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多项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如对内外资企业实行同等的税收政策, 对新技术产业公司提供5-15年的免税期,对符合条件的跨国公司来新加坡设立总部，只征收10%的企业所得税, 新加坡居民海外收入收回新加坡投资或管理时免税等。统计表明，2015年“一带一路”64个国家对华投资总额中，有80%来自新加坡，中国对新投资则占“一带一路”国家对新投资的33.5%。新加坡在“一带一路”中有着重要地位，将与中国实现更多互惠。2016年新加坡外资流入总额约500亿美元，在全球经济体中排名第五。

香港最大的问题是近年来社会“泛政治化”现象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诸如“占中”等不利香港与中国大陆关系的群体事件多次发生。矛盾激化下，其原先作为“中国门户”的地位不保，与大陆的多项互利政策推行受阻。金融中心的城市定位也受到了上海甚至同在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深圳挑战，经济总量亦即将被深圳赶超。梁振英曾表示：香港社会近年仍处于泛政治化，阻碍经济发展。但香港在吸引外资方面没有任何利润返还和股权上限的限制，注册公司手续简便，因此对外资仍保有很大吸引力，2016年外资流入总额达920亿美元，在全球经济体中排名第四。

尽管存在不稳定因素，香港仍是三地中外资吸入最高的城市，而在未来政策优势和红利角度看，新加坡上升空间还很大。

新加坡生活质量与收入水平都最高，更吸引高端人才

三地卫生医疗体系对比，新加坡的医保政策最高效

在医保政策方面，中国和新加坡实行类似的医保体系。新加坡实行保健储蓄计划（Medisave），健保双全计划（Medishield），保健基金计划（Medifund）三者结合的医疗保障系统。上海按照中国统一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计划，由个人、企业、政府共同承担保费。相比较而言，新加坡的医保政策有更重视强制性个人储蓄，普通职员和雇主平摊工资6%-8%的医保费用，而上海按照个人支付2.0%，单位支付9.5%的比例收取医保费用，但与此对应，新加坡医保体系中也划入更高比例进入个人账户。

香港没有政府设立的医疗保险，只有商业医疗保险。政府主要通过公立医疗机构的服务，实现对就诊市民的高福利和低收费，市民去公立医疗机构看病只需要支付很少的医疗费用。但这个政策也带来了公立医院资源不足效率低下，市民不得及时就诊的情况。政府负担日益变重，对医疗资源也造成了很大浪费。

综合来看，香港的医疗福利最高但造成了很大社会负担，带来了医疗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上海医保政策给个人的压力不大，但对企业会造成了不小压力；总体而言，新加坡的医保体系虽然对个人投资要求更高，但最为公平高效。

新加坡收入与消费都最高，香港生活负担最大

在经济学人智库2016年对全球城市生活成本的调查中，新加坡排名首位，香港第三，上海第十一。根据万联移民数据，在每花费100万美元能够在城市中心区购买多少平米房屋的排名中，香港在三个城市中最低，为20㎡，意味着房价最高，排在全球城市第二；新加坡和上海分列第七和第八，为42㎡和48㎡。在房价涨幅方面，上海中心区房价在三地中涨幅最高，达到14%。

三个城市的物价和房价都处在全球靠前水平，居民的生活成本均较高，低收入者生活负担较大。2016年，香港思汇政策研究所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香港人对整体生活的满意度在这三个城市中最低，并有42%的被访者认为如果能自由选择，就会离港迁居，而新加坡和上海这一比例只有17%和20%。

新加坡最吸引外籍劳工，香港引进政策成效一般，上海吸引外劳正在起步阶段

新加坡具有高度亲和的人才引进与外劳政策，其中包括给予外籍工作人员赋税优惠与亲属安置的便利，使用“个人化就业许可证”给失业外籍人员在新加坡继续找工作提供6个月缓冲期，留学生自愿留新工作三年即可获政府提供全额学费，对外籍劳工开放移民政策等。新加坡依靠系列人才引进政策，外籍劳工数量逐年增长，仅2008年就增长14.9万人，达到峰值。

尽管持有“优才计划”,“输入内地人才计划”等人才引进措施，香港引进外籍劳工的成果相较于新加坡乏善可陈。2012年数据显示香港外籍劳动人口8.7万人，仅占劳动总人口的2.3%，而同年新加坡共有88.5万低技术外劳，占总劳动人口的28.0%。

在高端人才引入层面，新加坡会优先从速引入其经济发展急需的通信, 电子及其他领域的高技术人才和金融行业人才，香港优才计划则主要通过“计分制”筛选人才，对专业领域未做明确规定或加分项，但更偏向年轻的、有国际教育和工作背景或某个领域成就突出的成功人士。

与香港, 新加坡相比，上海早期对于外国劳工需求不够迫切，其人才引进政策更偏重吸引中国其他地区劳动力，至2014年末，上海外来人口占到全市常住人口比例的41.0%。但有分析显示，上海近年来老龄化现象开始凸显，劳动力压力正在增大，因而也开始加强对海外人才的引进措施，如扩大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件申办范围，降低永久居留证申办门槛等，上海外籍人口开始逐年递增。

总体来看，三地同作为亚洲重要城市，相似处很多，但各自特点也非常突出：新加坡通过对外资更有亲和力的税收政策，对房价的严格控制等继续保持发展活力，同时拥有教育、医疗、环境等加分项（见上表），薪酬方面更接近国际先进水准，对行业顶尖人才具有最大的吸引力；上海因起步最晚，人均生活水平和另两城市相比还有差距，依靠其广阔腹地和长三角城市群协作优势有巨大上升潜力，同时对各层次人才有着相当包容性的需求，是吸引力的首要来源，但其生活成本也在快速走高；香港虽然也有低税率和高生活水平，但政治不稳定、房价飙高、医疗制度不够高效等因素给经济发展造成障碍，吸引力有所下降，在三地中排名靠后。

雄安：能否驱散鬼城的阴影？

从中国官方公布的信息来看，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为了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和缓解北京的大城市病；同时，也可以弥补河北和京、津之间的断崖式差距，让雄安新区成为京津冀区域新的经济增长极。然而这座依靠一纸政令平地起城的新区能否摆脱成为“鬼城”的命运而达到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高度呢？

雄安新区难以达到深圳、浦东的高度

雄安新区地处中国北方内陆，距北京、天津直线距离均为120公里左右，与北京、天津在地理位置上形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雄安有在地理位置上有优势，而且目前开发程度较低，确实有作为新区的区位优势。然而不管是从城市集群效应还是雄安自身的产业结构来说，都与深圳、浦东新区有不小的距离。

长、珠三角是通过产业扩散形成了良性产业集群，进而发展成了发达的城市群；而京津冀的产业模式很难做到这一点。从城市集群效果来说，与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互利互惠的模式相反，北京非但没有反哺周边，反而吸收了周边城市的资源。京、津两地虽然有发达的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但是其缺乏外迁的经济动力。位于京、津周边的河北向来只能被动接收两地淘汰出来的落后产能。虽然可以带来当地的经济增长，但并不会与京津形成良好的产业互补格局，从而形成城市集群效应而变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河北雄安的产业结构与其构建高新产业区的目标也还有一定距离。雄安现有产业以中低端轻工产业为主，如泛塑料产业，服装产业等。营造高新技术产业区往往需要高端的人才配备，而雄安目前很难留住人才。近日虽然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率先表态将在雄安建设一流医学中心，培训中心等，然而北大的核心资源并没有搬入雄安。雄安没有北上广的户口优势，即使短期内有人才引入，也很难留住。这样一来，以雄安自身产业条件和劳动力素质，只能承接北京的低端、低效益、低附加值、低辐射的经济产业转移，例如建材业、铸造业、服装纺织业等。然而这也是不能持续的，随着中国制造业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京、津无法再依靠低端制造业来重复长三角和珠三角曾经的辉煌。雄安未来很难达成其以高新技术为产业核心的目标，更无法与转型高新技术产业的深圳、浦东相比。

曹妃甸和钦州的前车之鉴

不依托经济动力而只强行依靠行政命令兴建的新区，很多走上了成为“鬼城”的命运。地方政府，为保持GDP的增长，试图通过建设工业园区、开发区、产业新城等方式，吸引房地产开发商和外来企业投资。但事实是，行政规划并非万能。

曹妃甸曾被期望打造成为河北沿海增长极上的“皇冠”。在2003至2013年的11年里，曹妃甸已累计实施亿元以上项目352个，总投资5611.2亿元。由于曹妃甸产业结构单一，偏重化工业，在发展面临产业转型危机时，投资在2010年之后开始锐减，导致很多项目因资金短缺而停工。巨额债务危机给曹妃甸留下了大量烂尾工程，成了一座荒无人烟的“鬼城”。

 曹妃甸的烂尾楼

来源：新浪财经

钦州也是一个由行政效力推动而忽视经济发展潜力而打造的旨在衔接东盟的港口城市。政府打着一带一路的招牌和廉价的土地、税收政策吸引外国投资者。但是钦州的贸易规模小，很难吸引到运营远程航线的最大集装箱货轮；并且缺乏技术工人、供应商网络和具备贸易融资经验的银行，使得钦州在港口城市中的竞争力较弱，很难实现持续发展。

钦州的另一个问题是城市盲目扩建新区。中国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加快城市建设和新增住宅项目来实现GDP的增长。然而当产业规模发展跟不上城市的扩建速度，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也吸引不了外来的就业者，过度被开发的房产没有市场需求，加上城市本身的人口增长也很缓慢，逐渐一些城市新区成为一座空城。这些城市中不乏地级市，他们并不是人口稀少，经济不发达，而是城市扩建过快，经济发展跟不上的结果。

雄安对房地产开发需求有限

雄安新区的规划还没有形成，新区的房产交易已被政府禁止。雄安新区目前三县人口总和130万，预计后期承接与发展人口会增至两三百万。雄安新区的远期规划面积是2000平方公里。以预计的300万人口计算，未来雄安新区的人口密度也只有1500人/平方公里。所以雄安对房地产开发需求是有限的，短期内如果过度开发，供求大于市场需求，雄安难免会成为下一个“鬼城”。

现在最多的猜测是雄安新区将启用全新的房地产试行方案，即新区将不允许配建商品房；试行以公租房、廉租房为主的建设模式。也意味着雄安将避免依靠房地产的开发模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空城风险。

然而雄安能否驱散成为“鬼城”的阴影还需要时间的见证。行政效力并非万能，自身产业不足，无法吸引高端人才，目前城市规划仍不清晰，在地理位置上，又无法形成资本、生产和商品的国际化流动等都是雄安未来发展要面临的问题。区域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要尊重市场的发展规律，雄安的路还很长。

大而无当：政治叙事与现实的鸿沟

从万里长城开始，中国在建筑上的成就便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京杭大运河，三峡大坝，例子从古到今，举不胜举。君主要立功立德立言乃至千秋万代，政府要政绩和GDP，而背后的代价缺乏人问津。

钦州：“一带一路”不能代替软实力

钦州在短短几年间经历了“理想照不进现实”的阵痛。2013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很看好钦州。钦州由此成为了我国第六个自由港，并力图成为与东盟联系的门户。李克强总理表示，钦州有条件成为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习近平主席也重点关切广西钦州港项目，并将其视为“一带一路”计划的一部分。马来西亚总理2012年访问广西钦州时曾对钦州港的建设速度大加赞扬。而五年过去了，钦州港并未如描绘的那般。工业重镇的目标没有实现，政府支出反而在增加。响应政府号召而来的房地产商也空手而归，建了大量无人居住的空房。

钦州的财政状况不但没有因为钦州港而受益，反而受到了巨大影响。在2015年钦州市财政收支情况综述中写到，作为全是收入龙头的钦州港区近几年没有重大企业投产，税收增长动力严重不足。 2016年财政收入增收压力依然较大，财政收入下降了5.0%, 预算下降1.7%，而支出却增长了4.8%。

投资不足并非根本原因。在钦州经营葡萄酒进口业务的投资者Simon Pun表示，”各方面成长起来需要多年时间，整个过程很不容易，因为这需要有海关官员、投资者和受过培训的员工。”软实力才是吸引外商投资的关键，而这绝非如港口的建设速度一样，一朝一夕便可成功。“一带一路”是一根指挥棒，可不是万能的魔法棒。

 政治叙事里的中国“鬼影重重”

钦州并不是躲在宏大叙事下的个例，这一次受影响的不只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还有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江苏泰州中国医药城，地处上海与南京之间，规划面积30平方公里。2005年江苏省委、省政府出台了打造“中国医药城”的决策。这里也是曾经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的故乡。2012年8月，时任主席的胡视察了泰州，并受到了热烈欢迎。在这中国医药城的土地，是政府并采用了“强拆”的方式获得的， 并激起了村民的激烈抵抗。“开发商和政府部门采用期满、恐吓等手段诱逼村民签字。拆迁户之间的补偿标准也相差甚大，有的补偿单价甚至相差十几倍。”被政府强行征去，并没有公平的补偿标准，且失去了自己土地的农民被逼着走上了长期上访维权的道路。

而通过政府强权得到的“面子工程”的土地究竟开发的怎么样呢？Wade Shepard，多家杂志的作者亲自到泰州考察了一番。在他的文章里，他形容整个医药城看起来就像一个鬼城。“整座城市没有流动，没有噪音，连人都很少见。而巨型建筑之间的巨大空地更是让这个地方看起来空空如也。”在Wade对在泰州发展不太顺利的一个美国人的采访中，他问道，为何“中国医药城”发展不起来，Chou说“没有足够的人口。”Chou在采访时，已经在泰州发展了2年，享受了1年多的免租金、低税政策，还是对未来的发展不乐观。而没有足够人口的原因，与前面为了得到土地而驱赶当地村民对比，又不免让人觉得讽刺。

泰州中国医药城

来源：http://www.vagabondjourney.com/china-medical-city-cmc/

新加坡：知识经济与创新驱高效动政府决策

发人深省的现实背后，是政府执政理念的偏误。政治命令，不是理性与高效的代名词。新加坡用一代人的时间从内忧外困走向独立，到创造经济奇迹跻身亚洲四小龙，政府的效率排名世界第二。新加坡政府高效、清廉、精英化，并一直致力于优化政府计划和精细的执行。

对于未来发展，政府转型知识经济并鼓励创新。“梦想、设计、实施”是新加坡政府政策发展和实施的最佳注脚。在没有足够的自然资源的情况下，人力是新加坡最大的资源。优秀、高效的教育系统为新加坡培养了走进政坛、制定政策、保证实施的精英。这些都与政治叙事无关，与个人崇拜无关，只与专业、高效、理性有关。

不止于量，还有质的对决——手机外卖现状

据艾媒北极星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在线外卖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2045.6亿元。而逐渐降低的增长率则表明，中国第三方餐饮外卖市场开始在各平台的努力开发下趋于稳定发展，用户规模将在2.56亿人的基础上平稳增长。比起发展初期赶着跑马圈地，第三方外卖平台的发展也更将冷静、理性。

美团外卖、饿了么、百度外卖占据了主要的市场份额，分别为40.7%，35.0%和18.4%。然而从季度数据看来，三者占比变动不大，竞争陷入胶着。若想要在竞争中突围，只有创造明显的独有优势，才能抢占市场的制高点。靠低廉的价格吸引，已经无效。美团外卖2017年全国月均客单价较去年上半年18%的增幅证明了单靠优惠吸引的用户量已经不是独占优势。目前各大平台都转而在商业模式、战略合作方、行业弊端和客户经营等方面探讨如何扭转局势。

商业模式大同小异，广度和深度见高低

三大平台的商业模式在目标顾客上略有不同，在物流配送模式上都形成了自营+加盟+众包三位一体的配送模式；在价值主张上都看重客户的服务体验，百度外卖尤其看重用户的服务品质。而从各平台多年经营均尚未实现盈利可见，在盈利模式薄弱的条件下，谁强谁弱，还需要比较在细节方面做的够不够多，够不够好，够不够扎实。毕竟，2016年众多外卖平台因不抵亏损压力而倒闭的前车之鉴已经足够了。

国外已经有可以借鉴的例子了。拿物流配送系统来说，虽然模式大致相同，但左右配送效率的管理和技术水平却可以分出高低，尤其是在形成技术壁垒后。如旧金山的Forkable，通过人工智能机器人处理大量订单，成功降低了单元配送费，提升了品牌影响力，你追我赶的形势就不再那么紧迫。

盈利模式的薄弱，还可以从用户和商户两方面入手。丰富服务种类，提高用户忠诚度，挖掘更多的利润增长点。美国的Eat Club设立自家厨房来烹饪食物，最终获得了盈利。

BAT助攻跨领域和技术，谁显神通

尚未实现盈利的三大平台目前靠融资维持资金链，因为有着典型到家服务的平台特征和发展潜力，一直对社区O2O圈野心勃勃的BAT三巨头注资其中的规模相当可观。且三大平台与背后BAT的合作还有可能走向跨领域发展业务，突破现有盈利模式，向金融运作，大型餐饮商户服务，云计算，机器智能等多领域方面扩张业务。但是哪家平台能在助攻下脱颖而出，还有待观察。

蚂蚁金服为饿了么用户提供“安全理赔快速通道”， 饿了么平台的中小商户，众包配送服务商及个人，可获得蚂蚁金服提供的金融服务。百度外卖和美团外卖都紧抓云计算服务平台，高度精准用户画像，规划最佳配送路径，大幅提高了运营效率，并为商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有望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此外，BAT强大的技术积累在战略合作发挥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将为平台形成技术壁垒提供有利条件。比如百度“Apollo”的自动驾驶平台一旦成熟，抢先应用在外卖配送上，便有望形成服务品质的差异化优势，份额差距将明显拉开。

精细化用户，兼顾多维度和多样性需求

目前三大平台还需要及时依据用户体验反馈加快改善服务内容和质量，以保障用户粘度。如果没有明显的独有优势，服务内容和质量大同小异，用户很容易在平台间流动。比达咨询数据显示，在2016年中国第三方餐饮外卖平台自身，配送服务和入住商户的用户满意度分析中，消费者对饿了么，美团外卖和百度外卖的评分相差无几，普遍在4分左右；对平台自身的满意度分数更是不相上下。

产品质量及安全已经成为影响用户选择的最主要因素，而平台优惠力度跟品牌影响力、配送速度的影响相差无几。在背负盈利压力下，侧重用价格吸引流量并非长久之计。所以平台的服务应多维度覆盖，在平台运营，配送服务和商户管理等方面的质量优化缺一不可。

此外，服务的类别也是有待丰富和细化。2017年Q1白领、校园和社区市场占比分别为64.3%、25.4%和9.5%。各结构市场在用户忠诚度和价格敏感度等方面特点不一。细分的市场，个性化的服务，更容易得人心，也能挖掘到更多的用户价值。如专攻白领市场，主做品质外卖的百度外卖，不到两年便能在白领市场稳扎下来。饿了么和美团外卖也发力跟上，前者和阿里钉钉达成企业订餐服务的战略合作，后者则推出新产品“商企通”来拓展企业用户市场。

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满足用户对品质服务的多维度和多样性需求不容耽搁。艾媒北极星数据显示，在2017年第一季度，通过外卖平台订餐的用户对饿了么、美团外卖和百度外卖的综合评价评分分别为7.4，7.2和7.0，差距已经拉开，看来质的加码也要赶时间了。

深挖商户价值，供应链打通B端

外卖平台客户不仅包括普通用户，还包括商户，且用户的体验也离不开商户的品质和管理。目前依托于外卖平台的商户的价值也还有待挖掘，平台可以深化与商户的合作，争取商家平台的独家权，为商家连通供应链，还能赚取链条差价，以此丰富新的盈利方式，并形成产品的独有性。

三大主流平台也已在即时消费领域发力，并在B端业务展开较量。在外卖类型中，午餐占据57.9%，晚餐和宵夜的占比和也高达53%，加上非正餐类型的扩充，为跟上市场需求和双赢，平台服务和商户的产品内容势必走向全时段、多元化、全品类。饿了么推出“有菜”，打造高品质垂直供应链; 美团外卖商家则从“快驴进货”买进食材，一次性用品，酒水饮料等等，加速布局B端业务; 百度外卖与武圣炙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独家战略合作，从商户端差异化竞争。除了丰富盈利模式，供应链的经营管理还将有利于建立完整的食品安全体系，平台和客户将受益匪浅。

尽管外卖平台和政府已经在解决食品安全和配送服务问题上投入了不少心血，但问题还是频频发生，既是用户痛点，也是平台顽疾。食品安全和配送服务是用户体验的关键，也是影响用户选择平台的重要因素，因此如果任意一主流外卖平台在解决这两大难题上快人一步，建立独有的管理运营机制和技术，市场格局必会产生变动。平台的运营水平、品牌价值定位和战略方向的差异都将关乎其解决措施的投入和效率，谁家止痛快准狠，谁家治理成效便更好。

总而言之，除了法规和政府的规范，第三方外卖平台想要顺利盈利，还需要优化商业模式，加快差异化布局，丰富经营渠道，探索健康可持续的盈利模式；提高物流配送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强化自己的提高运营质量；多层次满足客户需求，建立全面性、高品质的客户服务闭环，否则没有质的充实，单纯耗钱拼来的交易规模只是泡沫。

极简理财

The European Union will grow weaker in the next decad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2008 meltdown have highlighted how far Europe is from being a single and united geopolitical force.

Germany opposed bailout measures for weaker countries. This also highlights the reality that Europe's historical integration was imposed primarily by the necessity of organizing against the Soviet threat.

The confederate model for European org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hasn't evolved into a deeper sense of unity over time. Even today, each constituent nation-state chooses whether to adopt the Euro as its currency, clings to its own history and identity and refuses to commit to a united defense policy.

Ultimately, though the EU will not disappear, the coming years will see some members stepping out of the eurozone. And without united military forces, the EU will never attain any real power.

极简不只是整然有序，而是选择重要的事情，然后专注于它

数据信息越多，你就越可能出错。如果你的模型把很多无关项或者弱联系因素都考虑进去，预测结果肯定会出错。人很自然就会订个计划，但是这样安排并不一定是有益的。硅谷的公司的雇员流动性很高，跳槽很常见，新概念新思想交流传播得很快，因而促进了创新的事物不断地涌现。

颠覆和变革的出现迫使我们主动去寻找新的有创造力的思路和方法。新奇的创意往往就是从混沌无序的状态中得来的。

同一个团队里面的人常常会发现相似的东西。但是如果从不同的角度看就很容易产生不同的想法，这些想法相互交流影响又可以进一步让思想维度变得更加多元。

不要过度审视你自己。过度审视怀疑自己很危险，会变成你尝试即兴创作的时候的阻碍或者陷阱。思考设定一定要摒弃看法和偏见，因为即兴创作依靠的就是无法预料地创造什么和一种创作者们很舒服的无序混沌的状态。

举个例子，整整齐齐地排好码好邮件从本质上来说是没有意义的。用搜索功能比花心思把所有邮件合理分类在一个个的文件夹里面快得多。不是说以后都不要提前计划安排什么，但是在计划的时候，要容许跟以往不一样的东西存在。​​​​

Minimalism does not always mean perfect order, but selecting what to focus on

With more data, you will pick up errors. If your model picks up these noises, predictions will go wrong. It is human tendency to prefer order. But order is not always beneficial. In Silicon Valley, employees hop around from job to job. These mean ideas are exchanged quickly, resulting in better innovation.

Disruptions force us to find new, creative approaches.  Novel ideas are usually discovered in disorderly periods.

Working groups often find their finds converging. But differing views help different ideas interact – allowing range of ideas to grow.

Stop censoring yourself. This is a risky step, but it's a risk you've got to take if you want to tap into the power of improvisation. Non-judgemental mind-set is crucial since improvisation depends on creating unpredictability, a chaotic state only they feel comfortable with. 

In another example, organizing your email is essentially pointless. It's quicker to use the search bar than to parse through a whole system of folders. This doesn't mean not planning, but that you should embrace differences even as you plan.

极简

Passive investing – the only way to plan for retirement

This entry includes highlights from a journal in CFA publications. My intention is to urge investors to invest in low cost index funds. The general rule of thumb is, the higher the cost, the lower your rate of return. Active managers who can outperform the market is incredibly hard to find. In fact, it’s quite improbably to find one who can outperform the market persistently, net of fees, over a long time.

There is extensive, undeniable data which show that identifying in advance any particular investment manager who will—after costs, taxes, and fees—achieve the holy grail of beating the market is highly improbable.

If there’s anything in the whole world of mutual funds that you can take to the bank, it’s that expense ratios help you make a better decision. In every single time period and data point tested, low-cost funds beat high-cost funds. Investors should make expense ratios a primary test in fund selection. They are still the most dependable predictor of performance.

[Kinnel, Russel. 2010. Morningstar FundInvestor, vol. 18, no. 12 (August):1–3.]

Whether one is investing a lump-sum amount or a series of periodic amounts, the arithmetic of investment expenses is compelling. Although a long-term investor may be able to find one or more high-cost managers who can beat an appropriate benchmark by an amount sufficient to more than offset the added costs, the reality i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readily available passive alternative, fees for active management are astonishingly high” (Ellis 2012, p. 4).

Managers with extraordinary skills may exist, but as I argued in this publication many years ago (Sharpe 1991), another exercise in arithmetic indicates that such managers are in the minority. And as Ellis has reminded us, they are very hard indeed to identify in advance.

References
Ellis, Charles D. (2012). “Investment Management Fees Are (Much) Higher Than You Think.”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Vol. 68, No. 3 (May/June): 4-6.

Kimmel, Russell (2010). Morningstar Fund Investor, Vol. 18, No. 12 (August): 1-3.

Sharpe, William F. (1991). “The Arithmetic of Active Management.”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Vol. 47, No. 1 (January/February): 7-9.

Vanguard Group (2012). “Vanguard Total Stock Market Index Fund Admiral Shares.”
https://personal.vanguard.com/us/funds/snapshot?FundId=0585&FundIntExt=INT#hist=tab%3A3 (accessed 5 July 2012)

Further evidences that active management does not impress

Evidence that active management does not work – from Active Management in Mostly Efficient Markets (Robert C. Jones, CFA, and Russ Wermers)

The study shows that neither the average mutual fund nor the average institutional separate account (ISA) earned a positive alpha, net of fees and expenses, after adjusting for market and style risks. It is even harder for actively managed funds to outperform passive alternatives on an after-tax ba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average active manager earns a positive alpha before fees but that this alpha does not quite cover the costs of active management.

Most important findings in that study:
Active returns (adjusted for risk) across managers and time probably average close to zero, net of fees and other expenses. This finding is what we should expect in a mostly efficient market.

In another study (Does Active Management Pay? New International Evidence)
Quote: “The authors examine th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common academic guidance that even sophisticated investors should avoid active equity management because of the outperformance of passive strategies after costs. They confirm this advice’s validity for the US equity market, the world’s most efficient market, but identify exceptions elsewhere.”

Active management might work in inefficient markets. But in efficient markets, active management does not work net of fees.

Expense ratio is key determinant to returns

This entry includes highlights from a journal in CFA publications. My intention is to urge investors to invest in low cost index funds. The general rule of thumb is, the higher the cost, the lower your rate of return. Active managers who can outperform the market is incredibly hard to find. In fact, it’s quite improbably to find one who can outperform the market persistently, net of fees, over a long time.

There is extensive, undeniable data which show that identifying in advance any particular investment manager who will—after costs, taxes, and fees—achieve the holy grail of beating the market is highly improbable.

If there’s anything in the whole world of mutual funds that you can take to the bank, it’s that expense ratios help you make a better decision. In every single time period and data point tested, low-cost funds beat high-cost funds. Investors should make expense ratios a primary test in fund selection. They are still the most dependable predictor of performance.

Whether one is investing a lump-sum amount or a series of periodic amounts, the arithmetic of investment expenses is compelling. Although a long-term investor may be able to find one or more high-cost managers who can beat an appropriate benchmark by an amount sufficient to more than offset the added costs, the reality i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readily available passive alternative, fees for active management are astonishingly high” (Ellis 2012, p. 4).

Managers with extraordinary skills may exist, but as I argued in this publication many years ago (Sharpe 1991), another exercise in arithmetic indicates that such managers are in the minority. And as Ellis has reminded us, they are very hard indeed to identify in advance.

References

[Kinnel, Russel. 2010. Morningstar FundInvestor, vol. 18, no. 12 (August):1–3.]

Ellis, Charles D. (2012). “Investment Management Fees Are (Much) Higher Than YouThink.”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Vol. 68, No. 3 (May/June): 4-6.

Kimmel, Russell (2010). Morningstar Fund Investor, Vol. 18, No. 12 (August): 1-3.

Sharpe, William F. (1991). “The Arithmetic of Active Management.”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Vol. 47, No. 1 (January/February): 7-9.

Vanguard Group (2012). “Vanguard Total Stock Market Index Fund Admiral Shares.”

Sure way to lose money- crowdfunding a firm

Crowdfunding is often perceived as a way to democratize finance. Everyone can commit a small amount of money to fund small companies. Crowdfunding is also known as P2P lending.

Unlike VC funding or debt, crowdfunding requires potentially less paperwork. You can do it on Kickstarter, you can borrow from friend and friends. But crowdfunding can be dangerous. Better startups would have received attention from formal sources such as angel investors, venture capital firms, banks and laboratories. Crowdfunding firms bypassed these sources to ask the public for money. Is there a potential for adverse selection?

Can we conclude that there are more “thrashy” projects on crowdfunding platforms? People who invest little amount of money invest when they feel inspired by ideas. They probably do less due diligence than VCs. This is why crowdfunding can be dangerous for the investor.

There are intermediaries like Lending Club who tries to include some credit risk analysis into startups. But anyone will be able to attest that business stability leading to proper cash flow evaluation is always almost impossible. When the investor losses their investments in the case of crowdfunding, there is little recourse. Pursuing legal actions is costly and difficult. Here are some examples of start-ups which, even though they raised money, didn’t manage to complete their project successfully:

Pirate3D Inc raised nearly $1.5M on Kickstarter in 2013, planning to make a 3D printer available for use by anybody. A total of 3,520 backers invested money to the project including 3,389 who gave more than $300 to eventually get a printer.

Another example is that of Neil Singh’s lawsuit against Seth Quest. The latter launched a Kickstarter campaign in March 2011 for Hanfree, a standing iPad mount he’d devised. The crowdfunding campaign was initially a success, and he raised $35,000. However the production was a disaster and Quest couldn’t fulfill his backers’ pre-orders, one of whom was Neil Singh.

The fact is crowdfunding companies probably need more than capital. They need professional advice. Money is one of the many things they will need.

Summarily, if you are an individual, do not invest in startups in your retirement plans. Instead, keep them in an index fund, ensure low cost investments. There are plenty of evidences of how active management does not outperform passive management. Here are some links:

https://www.ft.com/content/2e975946-fdbf-11e5-b5f5-070dca6d0a0d

https://www.ft.com/content/c9aea9f0-74c2-11e6-b60a-de4532d5ea35

https://www.ft.com/content/e555d83a-ed28-11e5-888e-2eadd5fbc4a4#axzz43RnnhB3V

[UPDATE] A very recent and vivid example of crowdfunding risk, is that of FND Film, a filmmakers’ start up, which raised about $78,000 in 2014 through Indiegogo crowdfunding platform, regardless of the fact that they didn’t provide any other detail about their project, but the name of the film “It’s All Good”.

After raising all that money the filmmakers disappered and started posting photos in social media showing that they were enjoying themselves with champagne and limos in Italy. As it was expected, the people who funded the project got furious, for what eventually turned out to be a troll, as the filmmakers made the movie two years after. It came as a very pleasant surprise to their supporters that the project they funded, was actually a metamovie of not making a movie, illustrating vividly the risks that crowdfunding entails.

Passive funds are a better choice than active funds

At the end of 2015, more than 84% of U.S. active funds underperformed the S&P 500 over the year. From a long-term view,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more than 98% of active funds failed to beat their benchmarks. Diving through the data, active funds failed to outperform the market over almost all time frames, the report of S&P Dow Jones Indices shows.

Savita Subramanian, strategist of the 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 stated briefly that the active fund managers continued to be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trade this year. Telecom, utilities and energy benefited from the rebound of oil prices, to which many funds did not attach enough importance. On the contrary, healthcare and consumer discretionary, two of the three worst-performing sectors, were overweight in active funds.

The fees are eating into the gains of funds. If the investor was lucky and chose a follow-the-benchmark active equity fund, the fees would take 1/3 of the income, not to mention that most active funds usually underperformed the benchmarks. Although the fees keep lowering these years, there are quite amazing when the gains of the market and funds are modest.

As a result, investor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active funds to passive funds, for reducing the cost and stopping the los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Morningstar, active funds have lost $149.8bn in asset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6, while passive funds took in $286.1bn.